这部《吕著中国通史》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。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:前一部称为《白话本国史》,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;这部《吕著中国通史》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“孤岛”的时候,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。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,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,下册拖延到1944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。
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,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。全书分上下两册,上册分门别类地、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;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。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,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,夹叙一些典章制度,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,上下不够连贯,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,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。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,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,以求进一步的钻研,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。在今天看来,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,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,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,特别是社会经济、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。
当时作者编写此书,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,还有个明显的目标,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,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。他说:“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,略有所知,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,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,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。”
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?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?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?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。其中“财产”一章,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,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。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:一是儒家(主要指经今文学家)主张“三世”之说,要求从“乱世”经历“小康”而到达“大同”的“太平世”,谋求恢复井田制,平均地权;一是法家,主张节制资本,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,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。法家的主张,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,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,没有取得...